原标题：自豪 | 在去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前，我们先来认识这几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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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9月30日上映。
这部影片由七大导演联合执导，
光是看预告片，
相信已有无数的人热泪盈眶，
这部由7个故事集成的电影，
重复着也宣扬着永不止息的爱国精神。
《我和我的祖国》由多个故事组成，
我们来重点看其中这几个，
因为故事中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都是天津人。
- 1949年《前夜》——讲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夜，天安门广场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黄渤饰）等人争分夺秒克服重重困难，保障开国大典上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顺利升起的故事。
- 1964年《相遇》——以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背景，讲述了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他们隐姓埋名、远离至亲至爱之人，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
- 1984年《夺冠》——重现了中国女排在奥运赛场的英姿，同时将镜头聚焦到普通人，记录80年代全民欢腾共为女排喝彩的场景。
- 2008年《北京你好》——讲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偶得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券的的故事。
- 2016年《白昼流星》——讲述了两名被老人收留的野孩子见证神舟载入飞船成功降落的故事。
1、《前夜》中的天津人
《前夜》中描写的开国大典上，有这样几个天津人的身影：
林治远
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负责人
▲故事主人公：林治远
1913年2月9日出生于天津，1928年毕业于天津扶轮中学、1935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开国大典期间是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负责人。
在开国大典影像档案中，
毛主席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旗杆就是林治远设计的。
视频中，
站在毛主席身侧为升旗保驾护航
的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林治远，
他负责设计和研制了我国
第一杆国旗杆和升降国旗的自动装置。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进行整修，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竖起国旗旗杆。
国旗旗杆22米高
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经实地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于是，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因而，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上级有关方面的意见。
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米。
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
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远距离自动升国旗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建议：“可不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设一个电动开关，让毛主席按电钮自动升起国旗？”“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年轻的工程师林治远说。“治远，治远，看起来只有你林治远，治得了这远距离升旗的问题。”当时有人打趣说。
林治远之所以提出来试一试，是因为他曾看到国外报道过自动控制升降旗成功的例子，人家具体是怎么做的无从了解，国内更无可参照的成功先例。林治远当时只觉得既然外国人能做成，中国人也能行！可他并不清楚国外的升旗自动设施，大多只附设在旗杆上，并不需要解决远点控制与旗杆控制的连接问题。
那么，在天安门上自动控制升降旗。面临的现实困难是：
从广场旗杆下引出的电线，在穿过长安街、金水桥、天安门城楼时，既要隐蔽又要安全。林治远设计让电线从整修长安街道路工程时预埋的钢管中横穿而过，然后跨越金水河，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往上，再转至城楼中央，与控制开关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同时满足了不破坏城楼结构，穿过金水河、长安街的要求。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
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
方案得到批准后，工作人员立即进行安装调试，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符合要求。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
徐博文
开国大典电力工程师
▲徐博文
1915年出生于天津，1933年毕业于天津扶轮中学、193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开国大典上作为电力工程师负责升旗过程中的供电保障工作。
开国大典的重要仪式之一是升国旗，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操纵旗杆下的电动升旗装置，使国旗冉冉升起。这项通过地下电缆、由电动装置操控的升旗工作，由大会筹备组负责，由北平市有关单位分工承担。
▲徐博文与其夫人
当时，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军事代表陪同大会筹备组的一位秘书，找到北平分公司供电科科长徐博文研究这一任务。这在国内既无先例，又没有现成的设备和装置，而且时间特别紧迫。经商定，北平分公司提出总设计方案，要求双电源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断电。1949年9月30日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检查升旗设施，详细询问了电源保障工作，并问徐博文电源有无保证。徐博文回答：“是双路供电，没有问题。”聂荣臻追问：“两路电源从何而来? ”“一路来自石景山发电厂，一路来自平津唐。这样两路电源在升旗的一个短时间内，同时停电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聂荣臻说：“如果双电源同时发生故障，那就断电了，这还没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一定要安排得万无一失，有备无患。”随后他提出还要准备人工升旗的备用方案。
升旗之时，徐博文守在调度电话旁，手旁备有好几套应急预案，准备随时应对断电事故。当收音机里传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的时候，他知道五星红旗已经顺利到达旗杆顶端，备用方案没有启用。
▲徐博文
国旗成功升起，无疑是开国大典中最吸引人、最打动人、最具经典意义的瞬间。
张致祥
开国大典典礼总指挥
▲ 张致祥（摄影师：高天明，拍摄于天津市政府花园）
张致祥，1909年出生于天津，1927年因参加革命工作肄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开国大典期间担任典礼总指挥。
张致祥绝对是个“神”级的学霸，他这一生的经历丰富而传奇。天资聪颖的张致祥创下一些可引以自豪的求学纪录：一上小学就读三年级；一上中学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的初二。1927年到北京报考私立的中国大学国学系，经过考试，学校同意他直接读二年级。本科毕业后，张致祥报考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凭着过目成诵的惊人记忆力，竟直取金榜，成为当年清华录取的一文一理两个学生当中的一个，那另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大数学家，毕业于天津扶轮中学的陈省身，二人入学后曾同住一室。但是张致祥是真的意不在学，经常旷课，曾按组织上的要求，作为北方学生代表到武昌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秘书长。除了做革命工作，还在山东和北京等地的民办中学和大学兼职挣钱，没能坚持到毕业。
解放前夕，张致祥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1949年，中央召开了开国大典筹备工作会议，9月23日，最终在西郊和天安门两个方案中敲定了天安门。
由于周总理提名，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张致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指挥工作。距大典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布置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只能夜以继日，住在了城楼下面。
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挂旗、挂领袖像，救火队的梯子远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就连检阅时骑兵马屁股后面挂什么样的粪袋都要考虑到。还有安全问题。张致祥陪罗瑞卿同志一起检查，结果真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仔细清理后，准备将门洞留作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藏身之用。
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台”，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上去蹦，去踩。
城楼的布置是筹备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征集方案时，张致祥所在军区抗战剧社有两个投诚的原日籍美工，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最初的蓝本。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8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总理，总理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拍板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
灯笼太大，只能就地在城楼上扎，他们为此请来经验丰富的故宫的艺人。
怎么精确掌握乐队奏乐的时间呢？张致祥因陋就简，用一块红绸子解决了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旷世盛典即将开始的时候，张致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的脚。当主席迈上城楼西侧最后一个台阶时，张致祥向军乐队指挥罗浪挥动红绸子，绸出乐起，《东方红》轰然奏响。然后，张致祥和大嗓门荣高棠一起站在城楼西侧领喊口号。
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里。
为那一天所做的所有一切，
都成为张致祥一生的骄傲。
丁一岚
开国大典实况转播播音员
▲后排右一为丁一岚
丁一岚，原名刘孝思，1921年生于天津塘沽。1937年因参加革命肄业于天津第三十八女中。开国大典中，与齐越共同担任实况转播播音员。
在开国大典上，正是播音员丁一岚向人民宣布：第一面五星红旗正在由毛主席亲手升起。
1937年，丁一岚奔赴延安，先后入延安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10月开始从事广播事业。抗战胜利后，丁一岚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任播音组组长。1949年10月1号，她与齐越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了开国大典盛况。
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首次举行阅兵式。这次阅兵活动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后的第一次军事盛典。当时还没有电视。9月30号，刚入城不久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就向全国听众、新华社、各报社发出预告：第二天下午3点钟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及共和国大阅兵，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将对此进行同步广播。这样的节目叫什么名称呢？电台的负责同志想出了一个很形象的名称“实况广播”。这就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转播使用的机器为250瓦，功率仅是后来机器的四分之一，临时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而发射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一侧临时搭的木板小屋。
当时设备简陋，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相当小，而参加“开国大典”的将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三局九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把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有关部门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器的问题。
播音的话筒，原来是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可是，这天参加观礼的人太多，一直排到了走廊的东西两端，他们只好把播音话筒移到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平台上。
10月1号下午2点左右，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来到天安门城楼，肃立在城楼西侧的话筒前，一副临战姿态。下午3点整，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播音员热情洋溢地交替朗读广播稿，把眼前激动人心的情景向亿万听众发布出去。
当庆典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随之关机。大家以为圆满地完成任务了。可是，却出现了事前无法预料的情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端，不断地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随后一同走下天安门城楼。
目睹眼前这种生动的场面，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众人束手无策，只好留下“历史性”的巨大遗憾。从此以后，实况广播（又叫“现场直播”）被广播、电视普遍地采用并作为一种广播电视节目最有特色的样式深得观众喜爱。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知天下事了。
注：特别鸣谢天津扶轮中学姚瑞珂老师提供文字与照片资料。
二、《相遇》中的天津人
《相遇》描写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过程中，有他的身影：
▲苏燕京
出生于1933年，南开大学高级工程师，曾参与两弹设计工作。苏燕京的父亲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后，在西安地下党的动员下，苏燕京的父亲带着苏燕京来到了延安。
1954年8月，一批被派往苏联的留学生登上了火车，苏燕京也在其中。1960年3月，已经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了五年的苏燕京，终于通过了毕业答辩，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祖国。
▲苏燕京
由于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与飞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苏燕京便被时任九院副院长的朱光亚圈为研究人员之一。苏燕京回国后，先是到天津看望了母亲，随后便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去了。
他回忆说：我回国以后就到过两个单位，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819部队，实际上就是二机部九院，实际上就是核武器研究院。像我们院，留苏回来搞原子弹的，不下20人，分到各个部门，我在设计部，有的在理论部，有的在生产部，都有。我们那里保密工作做得很严，不许说你干什么工作，不许说你地点，只能给你一个信箱号。北京市2101信箱，下面只有分箱。对外联络只能写信，要给国外写信恐怕还不行。我也没写过。来了一个保密专家，我们准备放原子弹样品的，他说墙不够高，上面还要加电网。
1960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困难集中反映在一个方面是粮食、副食品的严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也是度过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岁月。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境况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的，没有消极沉闷的，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驰。
苏燕京回忆说：我们要搞弹道，要用高速摄影机。当时只有空军有，就那么一台，我们院长就找刘亚楼去要，硬是把它要来了。另外原子弹，那6位科学家是功臣最大的，但是绝不是他们6个人搞出来的，实际上是群弹。和我们协助的单位上千个。我到天津来，和我协作的就有3个。一个李七庄那面有个18所，它供给我们电源。南开大学有个元素所，帮我们分析了一个样品。另外西站那里有个105厂，我们要了一个电磁部件。哈尔滨101厂，搞铝合金的。全国这样的单位很多。动用了全国的力量。
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清晨罗布泊的天气不太理想，云层较低，能见度不太好，但随后不久，试验场整个场区气象好转，为正式试验提供了较好的天气条件，是个好兆头。
北京时间下午2点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动人们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链式反应快速形成，原子核不断产生裂变，释放出巨大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成功了!我们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成功了。
和很多科研人员一样，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苏燕京高级工程师并没有在现场，因为实现塔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仍记得当时爆炸成功后，发生的那些令人终身难忘的事情：
一开始成功的时候，周总理最先宣布的。当时在北京，演一个大型的歌舞《东方红》。马上就要正式公演了，周总理要到人民大会堂去接见。没有接见以前，正好，我们基地的实验成功了。周总理还问，是不是核爆炸？因为它也可以炸药炸了，没有形成蘑菇云，没有核爆炸。张爱萍是那里的总指挥，他就问我们九院的专家，我们的专家说“是”，他才给周总理回复，的确是核爆炸。
这样，周总理才坐着汽车到人民大会堂宣布，宣布了以后，《人民日报》的号外，大概晚两个小时。在北京发号外，还是很激动。
我们第一个不能叫做原子弹，它没有形成武器，只能叫做核桩子，放到塔上，叫做“塔爆”它的代号叫做596，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具备了在飞机上投掷的实力。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在塔上爆炸呢，这是我们国家一步一个脚印。放到飞机上以后，好多因素多了，分析起来就困难了。第二个是2923，就是用飞机投的，第一个到第二个菜半年多，1965年5月14号。所以我们在21基地，第二个非常成功，不但威力达到了而且正好在靶心的上面，说明我们空军的投弹技术也够，弹体稳定性好。第三个是548，548就是1966年10月27号，这个速度各个国家没有。我们氢弹叫“准氢弹”，也是在塔上爆炸的。
1967年的6月17号。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3个月。咱们这个速度，现在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的。
三、《夺冠》里的天津人
▲郎平
1960年12月10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教练员，与美国名将弗罗拉·海曼、古巴名将米雷亚·路易斯并称为1980年代世界女排“三大主攻手”，现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苏惠娟
出生于1964年4月3日，天津人，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二传手。她和队友一起，1984年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获女排比赛冠军，1983年获世界超级女排赛冠军，1985年获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同年与世界明星联队比赛两战两胜。1986年获第十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同年获第十届亚洲运动会女排冠军。她1984和1986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中国女排夺冠的道路上，从来都不缺少天津元素！
4、《北京你好》中的天津人
《北京你好》2008年北京奥运场馆，是这些来自天津的学子设计的。
一批奥运场馆的主创人员，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天津大学：
- 崔恺，天津大学84级建筑学专业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奥运项目总指挥。
- 李兴钢，天津大学91级建筑专业， “鸟巢”中方设计主持人。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 赵小钧，天津大学89级建筑专业，“水立方”中方总工程师。
- 周恺，天津大学88级建筑专业，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中方总建筑师。
- 任庆英，天津大学81级土木工程专业，担任奥运项目设计副总指挥，“鸟巢”设计项目经理。
- 李仕洲，天津大学65级土木工程专业，担任“鸟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徐贱云，天津大学89级结构工程专业，担任“鸟巢”总承包商。
- 赵志雄，天津大学88级结构工程专业，担任“水立方”建设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李宝丹，天津大学83级建筑结构专业，担任“鸟巢”建设项目总经理。
- 梁应添，天津大学62级建筑学专业，担任京外奥运场馆项目审查专家组组长。
北京北四环边，奥运场馆两大主体建筑，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鸟巢和水立方，每天都有不少人特意到此拍照留影。
这些毕业于天津大学的设计师在奥运场馆建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也无疑成为天津大学建筑学科史最辉煌的一笔。
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至今已有124年历史，土木系是北洋大学建立之初最早的四个专业之一。建筑系则来源于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院，有82年历史，在国内仅次于东南大学建筑系，后者有91年的历史。
五、《白昼流星》中的天津人
电影《白昼流星》中讲述的神舟十一号载入飞船上运用了这些来自天津多所大学的技术。
2016年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天津高校对神舟也有贡献。
探索意念控制在航天任务中的可行性——天津大学的世界首套在轨脑-机交互及脑力负荷、视功能等神经工效测试系统在太空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轨脑-机交互及脑力负荷、视功能等神经工效测试系统由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合作设计研发。利用该系统，我国开展人类首次太空脑-机交互实验。
航空员座垫精度更高——神舟十一号飞船上两位航天员的坐垫由天津大学快速成型中心承担研制。从1998年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之初，天津大学快速成形中心就被委任主持研制航天员在飞行器中使用的专用“赋型缓冲减振坐垫”。从“神五”到“神十一”，天大人的身影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从未缺席。“赋型缓冲减振坐垫”作为航天员大系统中一个重要部件，可有效减轻飞船升空和着落时产生的加速度和颠簸对航天员身体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提高航天员升空和着落过程中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织出”复合材料关键部件——“神十一”关键部件复合材料采用的是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研制的高技术含量的三维立体纺织增强材料，代表了中国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水平。具有重量轻、强度高、抗烧蚀的优异的性能，同时减轻了结构重量，显著提高了飞船的性能。
研究太空辐射种子——神舟十一号飞船这次升空要执行与天宫二号交汇对接，航天员将取回河北工业大学在9月15日搭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中的育种材料。这标志着此次试验实现了“同一植物物种、同一太空轨道、不同时间尺度”太空育种实验目的，这对于航天育种实验数据的积累和太空辐射理论的研究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河北工业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辐照生物学方向已形成了适用于植物育种的太空随机辐射、高能粒子辐照以及低能离子注入多能量层次辐照区域，实现了多能量交叉辐射、单一能量重复辐射的实验手段，初步达到了基础理论与应用试验并重研究的目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这一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做出了贡献。
国
NATIONAL DAY
庆
2019.10.1
峥
嵘
70
载
与
国
同
梦
来源：城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