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聊了刚刚去世的美术圈大师黄永玉的生平及家庭情况，得知他人生经历丰富传奇，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成名，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木刻版画家，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于八十年代开始，名誉和财富滚滚而来。
他的妻子叫张梅溪，生于将军之家，二人生育两个孩子，分别是长子黄黑蛮和女儿黄黑妮。两个孩子都从事艺术，并且分头照顾父母的晚年生活。
黄永玉之所以在艺术圈和名利场那么备受拥戴，不仅仅因为他的艺术成就，还因为他在圈中的地位，以及强大的人格魅力——堪称“传奇”。
因此无论是艺术圈还是娱乐圈，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大家都喜欢和黄永玉攀上交情，而他呢，也非常热爱交朋友，“黄永玉”这三个字也渐渐成为某种镀金的象征，仿佛谁能和黄永玉来往，就进入了某个圈层。
▲黄永玉晚年日常，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人头簇拥，名人荟集。
一个人朋友圈强大，被人追捧，在名利场上被奉作上宾，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咱们今天来唠一唠黄老爷子的打通上下三代人的人脉圈，他的财富，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被大师提携，善把握机会
黄永玉出身于小县城的小康家庭，父母是教师，十二三岁就出来谋生，一度只是个靠手艺吃饭的底层小青年。
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编辑、小画匠、小教员（1942年任江西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的教员），后来变成蜚声全国的知名木刻版画家，当然少不了一个大人物的拉帮，那就是他的表叔沈从文。
▲1950年二人摄于北大教授宿舍楼前。
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爷爷的妹妹，到了黄永玉这一代就真的是表叔了，这层亲戚关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但是沈从文和黄永玉的爸爸黄玉书关系却非常亲密。
两个表兄弟，一个喜欢文学，一个喜欢美术，年龄也相仿，是整个家族里最投缘的兄弟。1922年，两个年轻人相约从湖南凤凰去常德，住在同一客栈，据说就在那时黄玉书遇到了黄永玉的妈妈杨光蕙，陷入热恋，沈从文亲眼见证了二人的恋情，还替黄父写情书。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谁想到，在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呢？
——2015年《广州日报》刊登：《沈从文见证黄永玉父母的爱情》
沈从文成名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人生履历简单概括如下：
他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同时练习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并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192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8年来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自筹资金创办了《红黑》杂志；1934年写出了大名鼎鼎的《边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与徐志摩、鲁迅齐名。
▲图为1978年丁玲和黄永玉合影。摄影者是吴祖光的儿子吴钢。丁玲和沈从文在上海办杂志，是志同道合的老友。图源水印。
因此，黄永玉从江西前往上海的1946年，正是沈从文最辉煌、事业最为蒸蒸日上的时期，黄永玉的事业起飞，和这位表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好比马思纯之于蒋雯丽，用现在的话说，黄永玉的出道堪称是“文二代”。
沈从文最初为黄永玉的才华所叹服，他写道：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
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
欣赏其年少有为，因此召唤黄永玉来到上海，并且建议他改名，从本名“黄永裕”改为“永玉”，意为永远光泽明透。并且给予他诸多机会，比如黄永玉为表叔最重要的作品《边城》创作了两幅木刻作品：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翠翠与爷爷》。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花环》。
从1928年起，沈从文在教学之余，还兼任了《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所以1948年黄永玉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香港《大公报》的美术编辑。
▲1949年8月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沈从文长信《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
在一定程度上说，沈从文的朋友圈也成为提携黄永玉的骨干力量，成就了黄永玉的朋友圈。
比如黄永玉最好的朋友是漫画家、书法家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其中郁风就是郁达夫的侄女，而郁达夫和沈从文关系亲密，沈从文初到北京穷困潦倒时，是郁达夫接济了他。
此外，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有个“诤友”叫查良铮，也就是诗人穆旦（王小波最崇拜的诗人）。当年查良铮嫌弃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不配当西南联大的教授，俩人还闹过恩怨，后化干戈为玉帛。
查良铮有个更著名的叔伯兄弟叫查良镛，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而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是徐志摩表弟，徐志摩和沈从文亦是亲密好友（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小学未毕业的沈从文才被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破格聘为该校讲师）。
这一圈子转下来，敢情都没外人，黄永玉有表叔这一脉大文豪的人际关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香港都有贵人扶持，他到了香港《大公报》后，做得顺风顺水，和金庸也很快成为同事，后来也一直延续着交往。
▲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黄永玉、金庸1993年再相逢。
▲2012年《大公报》110周年报庆时，黄永玉画了一幅《彩荷图》相赠，并称自己是“大公报的小兵丁”。
当然，黄永玉也是在沈从文的建议下，1953年回到北京，成立中央美院版画系，由讲师做起，后来成为副教授、教授。
五十年代初期，二人在艺术上和文学上的交流逐渐增多，黄永玉得到了沈从文的诸多提携。
1954年，黄永玉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机遇就是接受当时外文局的邀请，为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木刻插画，这其中就是沈从文的介绍。
两年后，黄永玉精心创作出了套色木刻版画《阿诗玛》，同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因此一举成名。
▲这组木刻作品10副一组，包括《阿诗玛像》《吹口弦》《织布》《射箭》《公房》《打虎》《阿诗玛在牢中》《她被水冲走了》等。
▲《阿诗玛》部分作品欣赏。
1957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用不大常见的隶书。
1960年沈从文出版《龙凤艺术》，封面上的苗族妇女速写则是黄永玉画的。
叔侄二人密切合作，在文坛和画坛都是佳话，诞生了一些合作的佳品。但这段经历后来充满了痛苦，黄永玉和表叔一起在文革中被批斗，二人都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
不过黄永玉和沈从文都有着一种乐观精神，黄永玉曾在《我的表叔沈从文》中这样回忆：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味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在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文革时期的沈从文和黄永玉一家。
文革之后，一切向好。黄永玉在八十年代迎来事业的再度起飞，而沈从文则一直处于半封笔的状态，在研究所做研究，除了写出一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没有进行任何文学创作，黄永玉也说，十几年来，再也没有和沈从文谈过文学。
在沈从文的生命后期的八十年代，黄永玉陪伴他很多时刻，二人一同回到凤凰老家，在当年读过书的小学里回忆往事。
▲1982年，沈从文黄永玉叔侄二人，在就读过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前合影留念。
▲在黄永玉的陪同下，沈从文在文昌阁小学听课。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据多方媒体透露，就在沈从文去世的当年，他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评委会已决定颁奖给他，可惜沈从文不幸去世，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维斯特贝里在2012年回忆称，他在加入瑞典学院前，知道沈从文“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
▲家人回到凤凰将沈从文的骨灰撒入沱江，魂归故里。
▲黄永玉在沈从文墓地题写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叔侄二人都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而沈从文在文学界的地位，对于黄永玉来说，更是一种隐形的财富，人们常常把两个人一同提及。
在沈从文的口中，黄永玉是个聪敏开朗的青年，1979年10月14日沈从文专门著文谈及黄永玉。他写道：
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阔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地突破和进展。
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的事。
黄永玉对这位表叔更多的是崇拜感激之情，他曾说“沈从文是我人生的标杆”，在沈从文去世多年后，他写下《我的表叔沈从文》，又用一种平凡质朴的语言来形容他：
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只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东西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2015年6月，92岁高龄的黄永玉为新书“沈从文与我”签售，沈从文的两位公子沈龙朱、沈虎雏也到现场给表哥捧场。
▲1938 年，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与两个儿子沈龙朱、沈虎雏。
到了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这一辈，和黄永玉平辈，交往也多，沈龙朱自幼喜欢画画，高中时跟着表哥黄永玉学过一阵子素描，有绘画功底，打算报考美院，后改学工科，就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工业大学）。
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蹉跎了年轻的岁月，在北京工业学院当了二十多年的钳工，中老年时期专业养植花卉，一生的成就比起父亲来就差远了。
▲沈龙朱画的《当年巴金》。
可以看得出，相比起沈从文的高洁、内敛、甚至沉默，黄永玉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开朗，潇洒，喜欢天马行空，喜欢交朋友，也善于抓住机会。
他在画《阿诗玛》之前，经由李可染介绍，主动拜访了当时的美协主席齐白石。二人是湖南老乡，齐白石出生于湘潭，相谈甚欢。一个月后，黄永玉便将套色木刻版画作品《齐白石像》送到齐家，齐白石甚为开心。
▲齐白石1953年他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图为1954年黄永玉拜访齐白石，摄影李可染。
▲齐白石看到这幅画非常喜欢，现场在此画上作了提拔：“齐白石像 永玉刻 又请白石老人加题 年九十四矣”，然后加盖朱文的“木人”、白文的“齐白石”和大印“悔乌堂”，这是黄永玉和齐白石合作的唯一一件作品。
黄永玉晚年还在书里写过这段轶事，笑称齐白石家的花生都是变质的，月饼里还长虫子。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黄永玉也曾和钱钟书夫妇做过短暂的邻居，据他回忆，黄永玉对二位恭敬有加，常常带着家乡特产去登门拜访。
▲摘自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在成名的道路上，大师的欣赏与提携，不可多得的机遇，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同辈之谊：交往的全是大咖
除了大师，黄永玉在事业腾飞的过程里也认识了很多同辈好友，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均成为业界大咖，也进一步扩展了黄永玉的人脉关系网。
黄永玉的同辈好友，主要来自于两个经历。
首先就是1946年他去上海之后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画家，这群画家大多数是围绕着中国最早的美术院校“上海美专”而形成的艺术家大圈子，比如潘天寿、林风眠、潘玉良、傅雷、李可染、董希文、李骆公、赵无极、程十发、木心等。
▲最早的“上海美专”。
▲1935年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师生与一位裸体模特拍摄了一张合影，这“惊世骇俗”的合影成为上海美专历史上最为著名照片之一。我们曾经写过的巩俐饰演的潘玉良也是这个圈子里的画家，她当年也因为画裸体女人西洋画而被受到质疑和抨击。
黄永玉说他结婚时的介绍人就是张乐平和陆志庠（xiáng），这两个就是典型的上海进步画家，那时漫画与木刻不分家，统称为“漫木”。尤其是画“三毛”的张乐平，是“抗战漫画宣传队”骨干力量，辗转各地，黄永玉和他初识在赣州，非常投缘，以兄弟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