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到处都在进行战争，到处都有流血和死亡。抒写一场激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战争过后，大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成群的乌鸦，“呀呀”地叫着，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惨状，谁都不能不惊心动魄。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这些惨死的战士大声恸哭；也可以理解为死去的战士为自己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他们悲鸣几声。

“水深激激，薄苇冥冥”两句，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清凉的河水流淌着，茫茫的蒲苇瑟瑟着，似乎在向人们哭诉着战争的灾难。“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突然，一声战马的长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它身受重伤，已经不中用了，但仍然徘徊在死去的勇士身旁，悲鸣着不肯离去。表面上，是对战场上的景物作客观叙写，但这些景物，却是经过诗人严格挑选了的典型画面，无一不寄托着诗人深沉的感情在内。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里，不只是对眼前战场的情景进行描述，而是把眼光移向了整个社会：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四句，诗人抒发了对死难士卒的哀悼之情。“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子”和“良臣”在这里是同位语，指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诗人饱含感情，用一个“诚”字，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悲痛。“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感叹战士一去不复返，语句极其沉痛，引起人莫大的悲哀。结尾两句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中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歌辞中死人居然说话了，这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例证。

这是一首很朴素的诗。两章相重，只有很少的变化。每章开头，是女主人公用简单的语言说出的内心独白。稍可注意的是“不知其期”这一句（第二章的“不日不月”也是同样意思，有不少人将它解释为时间漫长，是不确切的）。等待亲人归来，最令人心烦的就是这种归期不定的情形，好像每天都有希望，结果每天都是失望。如果只是外出时间长但归期是确定的，反而不是这样烦人。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中，女主人公带着叹息地问出了“曷至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下面的一节有一种天然的妙趣。诗中不再正面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哀愁乃至愤怨，而是淡淡地描绘出一幅乡村晚景的画面：在夕阳余晖下，鸡儿归了窠，牛羊从村落外的山坡上缓缓地走下来。这里的笔触好像完全是不用力的，甚至连一个形容词都没有，不像后代的文人辞章总是想刻画得深入、警醒，恐怕读者不注意。然而这画面却很感动人，因为它是有情绪的。读者好像能看到那凝视着鸡儿、牛儿、羊儿，凝视着村落外蜿蜒沿伸、通向远方的道路的妇人，是她在感动读者。这之后再接上“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读者分明地感受到女主人公的愁思浓重了许多。倘试把中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三句抽掉，将最后两句直接接继在“曷至哉”之后，感觉会完全不同。这里有抒情表达的节奏问题——节奏太快，没有起伏，抒情效果出不来；同时，这画面本身有其特别的情味。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经常看到这样的晚景。农作的日子是辛劳的，但到了黄昏来临之际，一切即归于平和、安谧和恬美。牛羊家禽回到圈栏，炊烟袅袅地升起，灯火温暖地跳动起来，农人和他的妻儿们聊着闲散的话题。黄昏，在大地上出现白天未有的温顺，农人以生命珍爱着的东西向他们身边归聚，这便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最平常也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刻。可是在这诗里，那位妻子的丈夫却犹在远方，她的生活的缺损在这一刻也就显得最为强烈了，所以她如此怅惘地期待着。

这诗的两章几乎完全是重复的，这是歌谣最常用的手段——以重叠的章句来推进抒情的感动。但第二章的末句也是全诗的末句，却是完全变化了的。它把妻子的盼待转变为对丈夫的牵挂和祝愿：不归来也就罢了，但愿他在外不要忍饥受渴吧。这也是最平常的话，但其中包含的感情却又是那样善良和深挚。

这是古老的歌谣，它以不加修饰的语言直接地触动了人心中最易感的地方。它的天然之妙，在后世已是难以重复的了。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按照现代多数学者的观点，这是一首妻子怀念征夫的诗。秦师出征时，家人必往送行，征人之妻当在其中。事后，她回忆起当时丈夫出征时的壮观场面，进而联想到丈夫离家后的情景，回味丈夫给她留下的美好形象，希望他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光荣凯旋。字里行间，充满着仰慕之心和思念之情。

这首诗体现了“秦风”的特点。在秦国，习武成风，男儿从军参战，为国效劳，成为时尚。正像此诗夸耀秦师如何强大，装备如何精良，阵容如何壮观那样，举国崇尚军事，炫耀武力，正是“秦风”一大特点。诗中描写的那位女子，眼中所见，心中所想，都带有“秦风”的烙印。在她心目中，其夫是个英俊勇敢的男子汉，他驾着战车，征讨西戎，为国出力，受到国人的称赞，她为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荣耀。她思念从军在外的丈夫，但她并没有拖丈夫的后腿，也没有流露出类似“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那样的哀怨情绪，即如今人朱守亮所说，“不肯作此败兴语”（《诗经评释》）。

此诗采用了先实后虚的写法，即先写女子所见，后写女子所想。秦师出征那天，她前往送行，看见出征队伍的阵容，十分壮观：战车列阵，兵强马壮，兵器精良，其夫执鞭驾车，整装待发，仿佛一幅古代战车兵阵图。队伍出发后的情景是女子的联想，其中既有对征夫在外情景的设想，又有自己对征夫的思念。

在章法结构上，作者对全诗作了精心安排。诗共三章，每章十句，每句四字。每章的前六句赞美秦师兵车阵容的壮观，后四句抒发女子思君情意。前六句状物，重在客观事物的描述；后四句言情，重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从各章所写的具体内容看，各有侧重，少有雷同。先看各章的前六句：第一章写车制，第二章写驾车，第三章写兵器。再看各章的后四句，虽然都有“言念君子”之意，但在表情达意方面仍有变化。如写女子对征夫的印象：第一章是“温其如玉”，形容其夫的性情犹如美玉一般温润；第二章是“温其在邑”，言其征夫为人温厚，从军边防；第三章是“厌厌良人”，言其征夫安静柔和。又如写女子的思念心理，第一章是“乱我心曲”，意思是：想他时使我心烦意乱。第二章是“方何为期”，问他何时才能归来，盼夫归来的心情非常迫切。第三章是“载寝载兴”，辗转难眠，忽睡忽起，表明她日夜思念之情难以排除。作者这样安排内容，既不雷同，又能一气贯通。格式虽同，内涵有别。状物言情，各尽其妙。这就使得全诗的章法结构井然有序，又不显呆板。

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道路崎岖，又饥又渴；但边关渐远，乡关渐近。此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艰苦的军旅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此诗就是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

全诗六章，可分三层。既是归途中的追忆，故用倒叙手法写起。前三章为一层，追忆思归之情，叙述难归原因。这三章的前四句，以重章之叠词申意并循序渐进的方式，抒发思家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一推再推，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首句以采薇起兴，但兴中兼赋。因薇菜可食，戍卒正采薇充饥。所以这随手拈来的起兴之句，是口头语眼前景，反映了戍边士卒的生活苦况。边关士卒的“采薇”，与家乡女子的“采蘩”、“采桑”是不可同喻的。戍役不仅艰苦，而且漫长。“薇亦作止”、“柔止”、“刚止”，循序渐进，形象地刻画了薇菜从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的生长过程，它同“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一起，喻示了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岁初而暮，物换星移，“曰归曰归”，却久戍不归；这对时时有生命之虞的戍卒来说，不能不“忧心烈烈”。后四句为什么戍役难归的问题作了层层说明：远离家园，是因为玁狁之患；戍地不定，是因为战事频频；无暇休整，是因为王差无穷。其根本原因，则是“玁狁之故”。《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云云。”这可视为《采薇》之作的时代背景。对于玁狁之患，匹夫有戍役之责。这样，一方面是怀乡情结，另一方面是战斗意识。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其实，这也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

第四、五章追述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写出了军容之壮，戒备之严，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这两章同样四句一意，可分四层读。四章前四句，诗人自问自答，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之情。接着围绕战车描写了两个战斗场面：“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概括地描写了威武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和频繁的战斗；“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又进而具体描写了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最后，由战斗场面又写到将士的装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只因为玁狁实在猖狂，“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毛序》根据这两章对军旅生活的描写，认为《采薇》是“遣戍役”、劝将士之诗。这与诗意不符。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自然的。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或许是突然大作的霏霏雪花惊醒了戍卒，他从追忆中回到现实，随之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追昔抚今，痛定思痛，不能不令“我心伤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写景记事，更是抒情伤怀。个体生命在时间中存在，而在“今”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情境变化中，戍卒深切体验到了生活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及战争对生活价值的否定。绝世文情，千古常新。现代人读此四句仍不禁枨触于怀，黯然神伤，也主要是体会到了诗境深层的生命流逝感。“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加之归路漫漫，道途险阻，行囊匮乏，又饥又渴，这眼前的生活困境又加深了他的忧伤。“行道迟迟”，似乎还包含了戍卒对父母妻孥的担忧。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综观全诗，《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在艺术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自南朝谢玄以来，对它的评析已绵延成一部一千五百多年的阐释史。王夫之《姜斋诗话》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和刘熙载《艺概》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已成为诗家口头禅。而“昔往”、“今来”对举的句式，则屡为诗人追摹，如曹植的“始出严霜结，今来自露晞”（《情诗》），颜延之的“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秋胡诗》之五），等等。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士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